在政策扶持下，浙江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做强做优，实现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处在银行和民间借贷之间的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正如一棵找到石缝的小树苗，默默成长。最近出台温州金改细则，提及小额贷款公司转型村镇银行、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创新尝试，让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又引起关注。 从2008年正式推行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运行四年。如今，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状况如何?又呈现出什么新的变化趋势?带着疑问，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放贷提速，今年累计贷款2220亿元 “银行拿不到贷款，幸好小额贷款公司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问及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合作关系时，浙江天诚电力载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树梅如是说。今年7月，因为得到小额贷款公司200万元的贷款，黄树梅才解决了急需购买原材料却现金余额不足的尴尬。 上百万资金，20%的年息，比民间利率要低，但相比银行利率要高出不少，黄树梅坦言，对天诚这样规模近亿元的制造企业而言，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是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救急，就会失去一笔大业务。 天诚和小额贷款公司的依存关系只是一个缩影。在浙江，一大批在银行借贷无门的小微企业依附于小额贷款公司生存，而这也正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时要求“开正道、补急需、促就业”的初衷相吻合。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浙江全省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2220亿元，占试点以来累计贷款量近四成，244.33万笔，平均单笔放贷额度90.86万元，其中种植养殖业及1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约70%。 省金融办统计显示，作为银行融资的有效补充，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平稳且综合实力突出：自试点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量超过5754.77亿元，494.97万笔。相比其他省市区，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总家数排名并不突出，但平均资金规模排名全国首位。 特定的客户指向，以不高于4倍银行利率和一般为2至6个月期限等相关行业规定，再加上决策周期比较短，小额贷款公司这种“短、平、快”的贷款模式使其与银行差异化竞争，并且能够依附于银行体系快速成长。 在萧山，4年时间里已经开出7家小额贷款公司。当地萧然小贷公司成立4年时间里，2亿多资金一直都满负荷运转。董事长吴永虎告诉记者，7家小额公司的融资规模不过20多亿元，而萧山还有超过2万家企业是游离于银行之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空间依然庞大。 “银行相对冗长的放贷机制和流程，决定了他们对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兴趣寥寥;而小额贷款公司恰是发挥了民营企业的效率机制，最快的当天就可以放款，这恰是小企业最需要的。”杭州佑康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叶惠仙这样描述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诸多隐忧，急需加强风险控制 走访小额贷款公司期间，弥漫在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脸上的担忧情绪同样值得关注。 坐在办公室里和记者聊天，看似轻松的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晓明提及风险二字，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用手指指额头跟记者说：“这是我从今年6月份以来一直在焦虑的。” 从2010年成立以来，季晓明习惯了放出去的资金都能按时收息的零坏账率，直到今年6月份开始这份“祥和”遭到破坏。6月18日，正值金昇当月收息日期，但季晓明发现当天只能收回80%，还有20%的企业滞纳当月利息。虽然之后这些滞纳金也陆续收回，但是职业敏感性告诉他，风险已经在凝聚。 在温州，瑞丰小额贷款总经理潘献勇最近也在忙着处理一笔坏账。“头发都愁白了，你不知道。”一句戏言道出了个中愁苦。潘献勇说，目前他们的坏账率在1.9%，虽远低于温州市金融业平均水平。但是在他看来，明年小额贷款公司的坏账率上升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风险正在加大。这是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不约而同挂在嘴上、急在心头的。从表面上看，漂亮的数据，超低的不良贷款率，还有资金满负荷运转等，小额贷款公司生意依然红火。但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放贷程序背后，为求自保，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悄然拧紧风险控制的龙头。 在无法改变客户质地结构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各家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各显神通”。季晓明原本就在银行业从业多年，加盟小额贷款公司之后，不仅将银行原有的风控体系“嫁接”过来，甚至还加大了“力度”：在银行，风控机制是重过程轻结果，即信贷员只对调查过程负责，过程无错结果企业出现违约，信贷员可以无责。但是小贷公司的信贷员是重过程重结果，无形中加大了风险的把控。在此基础上，最近他又要求信贷员们进一步增加对放贷企业外围信息情况的调查。 海宁宏达小额贷款公司是浙江省内首家开出的小额贷款公司，该公司副董事长金富荣告诉记者，尽管今年下半年公司资金基本借贷出去，但基于风险控制考虑，主动降低利率以化解风险。而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为了防范风险，面向个体工商户放贷时还额外增加了“本地户口”的要求。该负责人解释，这是借鉴了其他地区经验后做出的无奈决定，“个体工商户的违约成本最低，一旦跑路无处可查，风险实在太高。” 为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规范经营和风险防控，省政府近期印发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省金融办也在起草加强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与风险处置的配套操作细则，其中重点就是指向风险监控。 试点四年，寻觅发展新方向 对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尴尬依然存在：控制风险的最佳途径是精选企业，尤其是业绩好、现金流充裕的企业;但是往往这样的优质企业会首选银行融资。年化18—20%的利率，又不是一些小企业尤其是微利的制造企业能够承受的。 一家曾经到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空调销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一年多时间没有向小贷公司借款了，利率相对较高，长期借款无法承受。小企业抱怨小额贷款公司利率过高，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却在埋怨风险大、税赋高、盈利水平远低于金融业的平均水平。 据记者调查，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销售毛利率水平不超过15%。而记者对照浦发银行、平安银行等商业银行的财报，其去年的销售毛利率至少在50%以上。鲜明的对照让原本兴致勃勃抢先进入小额贷款公司的民资们颇有些失落感。 “现在的发展模式，维持不是问题，但是要可持续发展，却需要新的制度探索。”吴永虎告诉记者。他所说可持续发展无非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以解决规模瓶颈。去年省政府文件已将小贷公司融资渠道从银行扩大到向主要法人股东定向借款、本市小贷公司间资金调剂等方式，融资比例放宽到资本净额的100%，但实际上因小贷公司及其股东的资金有限，并受银监部门及总行的风险提示，新政策的效果很难发挥。 其中，吴永虎和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不约而同提及的眼前亟待解决的另一个困惑是，小额贷款公司迄今定性不明。尽管在外界看来，小额贷款公司属于金融类企业，但征税时，又按照实业经济类征收，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其运营成本，蚕食了部分利润。 “一旦定性为金融企业，则无论是从银行的融资规模，还是征税标准，都会发生变化，也能在无形中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让借贷企业和股东都受惠。”季晓明告诉记者。 转型村镇银行也曾经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们尝试的一条出路。但是，因为民企只能参股无法控股银行机构的政策限制等现实问题，小额贷款公司对转制变得兴趣寥寥。 除此之外，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哪些其他发展新路径来突破规模瓶颈?季晓明为记者描述了另外两条可行路径：一是成为专业贷款公司，二是通过捆绑上市。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捆绑上市的难度也太大，唯有专业贷款公司较为现实。 同时，浙江林业小额贷款公司和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有条件地突破区域限制、专注于行业专业贷款的模式，也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截至11月底，浙江林业小额贷款公司1亿元的注册资金已经服务350多家企业，累计贷款额度近4亿元。公司董事长沈国华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规模有限，难言盈利;但是浙江有1亿亩林地，保守估计也有超过2000亿元的市场空间，哪怕只是占据其中五分之一，未来等待他们的也有近400亿元的市场份额，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